賀教授為我播下音樂的種子

　　小時候，我在夫子廟小學讀書。我非常頑皮，學業平平，但是每次考試成績還不錯。我好動，特別喜歡和小朋友們一起踢足球、抓螞蚱、斗蟋蟀、抓知了、捉迷藏。我們家隔壁有一個養鴿子的人，每天清晨起來放飛鴿子。我也非常喜歡鴿子，天空傳來鴿哨，那是一種好聽的音樂。當時老師特別喜歡我，喜歡聽我唱歌，我嗓子也特別好，童年的聲音，仿佛是從女孩子喉嚨里發出的。

　　1940年5月，我和姐姐穿上了軍裝，被新四軍二師抗敵劇團吸收為團員，我們姐弟倆在這革命大家庭中開始了嶄新的生活，軍旅人生就此起步。1942年春末初夏之際，一天上午，天氣晴朗。我們接到團部通知，說有一位教授來指導工作，讓大家到村頭去迎接。不一會，從遠處走來一位文質彬彬、身體瘦弱的人。還有飼養員牽著一匹棗紅馬，馬背上掛著一個小提琴盒子。我一下就被這盒子吸引住了。團里領導高興地迎上去，同這位教授緊緊握手，我們大家跟著鼓掌。團長向大家介紹：“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作曲家賀綠汀教授”。

　　這樣重量級的人物來到我們團，是我們的榮幸。團部也非常珍惜這次機會，每日拿出半天時間，請教授給我們輔導音樂基礎知識理論。我們非常認真地聽講，如饑似渴地學習。教授還為我們排練了他的新作《1942年前奏曲》（新世紀的前奏）。賀教授在創作時，花費了大量心血，使這部大合唱在藝術上別具一格，趨于完美，成為戰爭年代不可多得的音樂藝術臻品。像這樣作曲技巧高超、藝術處理復雜的大合唱，對于當年藝術素養、音樂水平很低的二師抗敵劇團來說有著極大的困難，但賀教授孜孜不倦地輔導我們合唱隊，耐心地一段段教我們演唱。經過努力，大家終于攻下了這個“堡壘”。在師部的晚會上，賀教授不僅指揮我們演唱了《1942年前奏曲》，還為大家演奏了小提琴，受到領導和指戰員的熱烈歡迎。

　　特別令我難忘的是，一個皓月當空的晚上，星星在天空閃爍，農村的夜晚顯得特別安靜。這時，忽然從遠處村頭的大樹下飄來了悠揚的琴聲。當時他演奏的是貝多芬《小步舞曲》，優美的琴聲深深吸引了我，我突然想趕快過去聽琴，又怕驚動他，只好踮起腳尖悄無聲息地向著他那個地方走去，靜靜地、貪婪地聆聽著那動人的旋律，陶醉在美妙樂曲里。我暗自感嘆：“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么美妙的音樂。”一曲終了，我還是沉浸在迷醉的狀態中。

　　賀教授發現不遠處坐著我這么一個小孩，走到我跟前親切詢問，叫什么名字，多大了，父母在哪里。我一一作了回答。當得知我名叫呂其明，只有12歲時，就說：“你現在正是學琴的時候，讓你父親給你買一把小提琴吧。”聽了這話，我是多么高興、多么向往��！三個月很快就過去了，賀教授就要離開我們去軍部轉赴延安。我們送他走出營地，飼養員依然牽著馬緩緩而行，馬背上依然掛著那把小提琴，逐漸地遠去，遠去……從此，我對小提琴害了相思病。

　　有一次，團內要開聯歡會，要大家都準備節目。我出什么節目呢？啊，有了，賀教授寫了那么多好聽的合唱曲，我也來寫一個。于是，我就根據軍號曲調寫了一個無詞的四部合唱曲。我在聯歡會上神氣活現地指揮著一個自發組成的小合唱隊，咿咿呀呀地唱了起來。同志們一邊笑著，一邊拍手給這個小歌隊加油。賀教授走了，是他在我這小小的心靈中播下了音樂的種子，鼓舞我走上了作曲的道路。

　　小提琴相思病被“治好了”

　　1947年秋天，我來到了向往已久的華東軍區文工團，我的小提琴相思病被“治好了”。我懷里抱著團里分給我的小提琴舍不得放下，心花怒放的心情真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

　　在日常工作中，我和大家一起唱著教導員寫的歌，為他寫的小歌劇拉小提琴。我過去二胡拉得很好，這對我學習小提琴很有幫助。自從迷戀上了小提琴，有時候全團休息的時候，我也拿著小提琴跑到松樹林去練習，一練就是一個上午，不知疲倦。這時，好像轉過去的脖子都回不來了。冬天最冷的時候，大衣只穿一只袖子，左胳膊是露在外面的，以便拉琴。手都紅腫了，還在一個勁兒拉，就是那么癡迷。所以那時候我進步非�？�，跟上了工作的要求。

　　我們團在團部領導下分為戲劇分隊、美術分隊、音樂分隊、電影隊、軍樂隊以及行政部門，曹鵬是音樂分隊長，我是音樂分隊副隊長，精力就集中在音樂方面了。這時，管蔭生教我和聲學。沒有五線紙，自己畫五線譜、做習題，非常認真。學音樂、拉小提琴對我來說，是一種自我陶醉和精神享受。

　　1948年，我們華東軍區文工團從欽州來到濟南前線，做慰問演出。當時，解放戰爭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向前發展，構成中國革命戰爭史上一幅氣勢磅礴、波瀾壯闊的畫卷，我們受到極大的鼓舞。因此，由曹鵬寫詞，我作曲寫了一首《軍隊向前進》的歌曲。這首歌算不上上乘之作，應該算是我真正的處女作，它熱情歌頌了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南下時，我們經常為部隊和群眾演出，進上海后，第一次演出時在解放劇場，然后到棉紡十九廠和上鋼一廠演出，曹鵬指揮非常激情，深受歡迎。

　　轉業到上影廠后沒日沒夜學習

　　1949年11月16日，上海電影制片廠正式成立，我們華東軍區文工團全體同志集體轉業到上影廠。我依依不舍地脫下了深愛的軍裝，來到非常陌生、非常新奇的上海電影制片廠，我的心情既高興又心慌，心里沒有底。過去在部隊做文藝工作，好像是小米加步槍，而現在到電影廠工作，就好比是現代化的大兵團作戰。而我什么都不懂，以后怎么辦？我心里非常著急。

　　為了適應上海電影事業的發展，上影成立后，在文藝處領導下設有一個作曲組，并成立了上海電影樂團。我在團里拉小提琴，還擔任一部分黨支部的工作。1950年這一年，我們的錄音工作非常緊張，共為8部故事片和多部美術片錄音樂，其中有《農家樂》《大地重光》《女司機》《團結起來到明天》《勝利重逢》《上饒集中營》《海上風暴》《翠岡紅旗》等等。我作為20歲的小提琴手，坐在樂隊中為每部電影音樂演奏錄音。那么多好聽的音樂對我有著巨大吸引力，使我著了迷。我聆聽演奏的效果，感到音樂非常優美、感人、新奇。因此，我產生了由衷的敬佩和對電影音樂事業的神往。更重要的是，通過錄音，我對各種樂器的性能、樂隊配器的效果等等，有了不少感性的認知，這對我無疑是巨大的促進。

　　由于我有一種危機感和緊迫感，這段時間，我的多項學習沒日沒夜地齊頭并進，我跟張致祥老師首先學好主科小提琴，并請樂團鋼琴演奏員教我鋼琴，自費請羅忠镕先生教和聲。當時，羅先生正在翻譯瓦特爾·辟斯頓的和聲學，他翻譯一些，教我一些。遺憾的是不到一年，我就調北京工作了，只好中斷了學習，但至今我還非常感激羅忠镕大師。此外，我還在書店和舊書攤上買了不少音樂書籍和交響樂總譜，特別是王云階先生的大作《電影音樂和管弦樂配器法》。我如獲至寶，如饑似渴地學習書中的理論和創作經驗，這對我走上電影音樂創作道路至關重要。

　　《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是如何誕生的

　　1956年的春天，著名電影導演趙明同志邀約我為影片《鐵道游擊隊》作曲。這一邀約對于我這個26歲的年輕人來說，是莫大的信任和鼓勵。我高興極了，欣然從命。開始，我除了重新閱讀同名小說外，著重閱讀電影文學劇本和分鏡頭劇本。對影片的主題、人物、情節、風格樣式等等作深入的分析研究，充分領會導演的創作意圖。

　　我被影片中可歌可泣的故事情節所吸引，也被游擊隊員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所感動。由于影片情節的需要，大部分的音樂都是快速、緊張的氣氛，因此這方面的表現非常充分。但是，我看了文學劇本以后，在構思全片音樂時，感覺到好像缺了一點什么。鐵道游擊隊員的英雄形象、他們的革命英雄主義表現得很充分，但是對他們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和樂觀主義精神好像表現得很不夠。

　　同時，我認為，藝術應該有起承轉合，要有強弱快慢的對比，因此，我就向趙明導演建議，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本來劇本里是沒有考慮要有歌曲的），來描寫游擊隊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我的這一建議得到趙明導演的認可與同意。這首歌怎么寫，當時在攝制組展開了熱烈討論，大家一起來出主意，有的說應該寫一首進行曲風格的歌曲；有的說應該寫一首抒情性的歌曲；有的說這部驚險片不要歌曲也可以。最后，趙導說話了，他說，首先定下來要增加一首歌，大家的建議僅供參考，歌曲怎么寫，要由作曲拿主意。

　　影片中所描寫的雖然是鐵道游擊隊員的形象，但是，我聯想起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所經�？吹降哪切┥泶┍阋�、扎著子彈袋、手拿套筒槍或大刀的游擊隊員，他們的形象使我難忘，同時也間接為我提供了創作的依據。我認為，寫一首單純的進行曲和一首單純的抒情曲都不合適，應該寫一首既是歌頌游擊隊員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又能歌頌游擊隊員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覺得從游擊隊員的口中只能唱出語言生動、民歌風格強烈的歌曲。根據這一要求，詩人魯莽與何斌合作寫出了具有鮮明、生動形象的歌詞，為譜曲提供了良好的基礎。

　　隨著影片情節的發展，我們從銀幕上看到，游擊隊被圍困在微山湖的礁島上，他們連續打退敵人的進攻后，黃昏來到了，戰士小郭彈起土琵琶，領頭唱起了歌，其他的戰士隨聲合唱。開頭短短的四句，勾勒出一幅生動的寫生畫：太陽落山了，鬼子被打退了，微山島上一片靜寂，在打退敵人的戰斗間歇里，游擊隊員們從容鎮定地唱起了動人的歌謠：“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畔靜悄悄，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唱起那動人的歌謠……”非常抒情，非常樂觀。中段歌唱了游擊隊員們在千里鐵道線上，到處留下了他們戰斗的腳印，像一把鋼刀插入敵人的胸膛。盡情抒發了革命戰士，“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的英雄氣概。由于以上內容的需要，中段改變了歌謠體的寫法，而帶有某些進行曲的因素，使之產生了前后對比的作用。第三段又回到了歌謠體，與開頭四句相呼應，表達了游擊隊員們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和他們對“人民的勝利就要到來”的堅強信念。

　　在寫這首歌曲的時候，非常順暢，一氣呵成，影片錄音的歌曲和現在所傳唱的歌曲都是當年的初稿，沒有做過任何的修改。在錄音時，我沒有請專業合唱隊，而是請業余歌隊來演唱，這樣聽起來非常真實樸素，使你感到這首歌是真正從游擊隊員們的口中唱出來的。實踐證明，越是植根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藝術的生命力，這可能是《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這首歌曲沒有被人們遺忘，至今還在傳唱的主要原因吧。

　　一個星期日夜拼搏寫出《紅旗頌》

　　管弦樂序曲《紅旗頌》問世距今已經50多年了，回想當年創作《紅旗頌》的情景，好像還在眼前。1965年２月，在上海音協的一次黨組會上，對各演出單位報來的“上海之春”初選節目進行了研究。大家認為，歌頌祖國和人民，歌頌黨和人民軍隊的作品數量不夠多，質量不夠高，應該設法加強。一位老前輩說：“呂其明你趕寫一個。”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感到非常突然，連忙答道：“不行不行，我寫不了。”但老前輩們給予我鼓勵和信任，認為我可以寫出一部作品來。這時，大指揮家黃貽鈞先生說：“我給你出個題目，就叫《紅旗頌》。”老前輩們都表示贊同，這時，我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老前輩們這樣信任我，鼓勵我，對我委以重任；緊張的是，時間短任務重，恐怕難以完成。但是，又想到這是一次非常難得的機遇，因此，我毅然接受了這一艱巨的創作任務，立下了奉命寫作的軍令狀。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當我對《紅旗頌》進行醞釀、構思時，當年崢嶸歲月戰斗歷程的往事像電影一樣在我腦海中一一閃過。我是在紅旗下長大，對紅旗有著極其深厚的感情。紅旗是革命的象征，在井岡山的綠樹叢中，遵義的城堞口，革命圣地延安寶塔山旁，百團大戰指揮所，淮海戰役陣地前，凡有革命者戰斗的地方都有紅旗飄揚。紅旗，也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為了新中國的誕生，他們前仆后繼，不惜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才取得了偉大勝利，迎來了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我在1951年至1955年間，在北京有一段令我非常珍惜的經歷，每年的國慶節我都參加游行。天安門廣場人群如潮，紅旗似海，我走在群眾的隊伍中，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中央領導的檢閱時，激動得淚流滿面，高呼口號，難以抑制激動之情。那種趕走黑暗、迎來光明、豁然開朗的感受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的。一時間，我輾轉在歷史與現實之中，在理智與情感的碰撞中，試圖尋找一個最適當的切入點。理智的思考、生活的感佩、激越的情感無不讓我聯想到戰斗的紅旗、血染的紅旗、勝利的紅旗。這紅旗，在我的腦海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偉大的形象。我決定以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為歷史背景，來塑造我心中崇高而偉大的紅旗形象，歌頌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同時，我對樂曲的結構、創作手法、調性布局、和聲配器等等進行了周密的安排。我熱血沸騰，心潮激蕩，夜不能寐。樂思、靈感、激情源源到來，我不能不動筆了！經過一個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動的淚水伴我寫出《紅旗頌》。

　　1965年5月，在上海文化廣場舉行的第六屆“上海之春”開幕式上，由著名指揮家陳傳熙先生指揮，交響樂團、上海電影樂團和上海管弦樂團聯合首演，受到熱烈歡迎，獲得巨大成功。

　　《紅旗頌》在曲式上采用單主題貫穿發展的三部結構。樂曲開始是以國歌為素材的輝煌而寬廣的引子，描寫新中國誕生的偉大歷史時刻，莊嚴雄偉的天安門前，第一面五星紅旗冉冉升起那激動人心的情景。引子之后，飽滿激昂、優美舒展的紅旗主題音樂在燦爛的C大調上噴薄而出，盡情表達著對勝利的喜悅和對紅旗的贊美之情。連接部，雙簧管奏出如歌的抒情優美旋律，仿佛經過了斗爭洗禮的人們仰望紅旗的澎湃心懷。樂曲中部，連續的三聯音形賦予節奏以激越的動力，號角聲再度響起，迎來一個激動人心的高潮。此時，寬廣的頌歌主題變成為鏗鏘有力的進行曲，好似目睹人們在紅旗指引下自強不息，奮斗不止、闊步前進的巨人步伐，體現了高舉紅旗、奮勇前進的豪邁氣概。進入再現部后，頌歌主題再次表達了億萬人民在勝利的歷史時刻，內心的巨大喜悅和自豪。尾聲，號角雄偉嘹亮，氣勢磅礴，樂曲發展到最高潮，象征著偉大祖國的明天更加燦爛輝煌。

　　《紅旗頌》久演不衰，成為在我國音樂舞臺上上演率最高，電視、廣播播放次數最多音樂作品之一，受到聽眾的廣泛歡迎和喜愛，并被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評選為20世紀世界華人音樂經典。半個世紀以來，《紅旗頌》沒有被人們遺忘，我從中受到深刻的啟迪，再次感受到“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我作為文藝工作者，通過長期戰斗生活的洗禮、磨練和積累，培養出一種神圣的、誠摯的情感，這是《紅旗頌》成敗的根本關鍵所在。我要用真誠、熱愛和智慧的勞動來謳歌祖國、人民、黨和人民軍隊。因此，在創作《紅旗頌》時，我點燃了創作靈感激情的火花，把這種神圣、誠摯的愛融匯滲透到《紅旗頌》之中，也傳達到廣大聽眾的心靈之中。這就是我創作《紅旗頌》的初衷。

　　編后記

　　如今90歲的呂其明每天還要花上一段時間整理和修訂作品。他的新作—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將迎來首演。

　　白求恩，這位加拿大共產黨員、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抗戰期間不遠萬里來到中國，救死扶傷。白求恩的故事和精神在呂其明心中揮之不去，是他半個世紀來屢次創作、不斷回溯的題材。1964年，上海電影制片廠、八一電影制片廠聯合拍攝的人物傳記電影《白求恩大夫》上演，配樂由呂其明創作。1978年，呂其明創作了管弦樂組曲《白求恩在晉察冀》，表達對白求恩的緬懷。2020年的抗疫中，當全國各地的醫務人員一批又一批奔赴抗疫一線，呂其明再次回到這個主題，以《白求恩大夫》電影音樂為素材，創作出時長17分鐘的單樂章隨想曲《白求恩在晉察冀》，歌頌偉大的白衣天使救死扶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