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義的城市文化，是城市居民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審美情趣等方面的綜合反映，它體現于現實，影響著未來，植根于歷史。上海圍繞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戰略目標，要打響文化品牌，輝耀文化光芒，增強文化魅力，一個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理清上海文化的自身特色與來龍去脈，理清當代上海文化是如何由前天、昨天一步步遞嬗而來的，理清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與紅色文化各自的內涵及其相互關聯。

　　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屬一縣，一直浸潤、成長在江南文化之中。近代上海移民雖說來自全國各地，但絕大部分來自江南。江南文化與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淵源關系。近代海派文化是以江南文化為基礎，吸納了眾多其他地域文化因素，吸收了歐美文化的某些因素，經由上海這一特大城市的集聚、熔鑄、升華而成的都市文化。上海紅色文化形成于上海，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關系，一如樹木之于土壤。

　　江南文化對海派文化的奠基

　　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別明清時期的江南，是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在經濟結構、文化風格方面有鮮明的地域特點：

　　其一，商品經濟相當發達，商人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宋代以后，棉、絲、鹽和茶在江南經濟中占有相當高比例。明清時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區域自然稟賦有所不同，形成了一個多樣化、專業化、精細化、有著充分市場的經濟結構，已有糧食、棉花與蠶桑產區的專業分工。糧食產區面積最廣，涉及蘇、松、杭、嘉、湖、常、鎮七府，棉花產區以松江為主，蠶桑產區以湖州為主。蠶桑區的中心是蘇、湖、嘉興、杭州四府交接地區，尤以湖州的烏程、德清，嘉興的桐鄉、石門和蘇州的吳江等地最為發達。茶、麻苧、藍靛、漆、桐、柏、竹、木、漁、鹽等，也都有專業化生產，甚至植桑與養蠶也有分工。烏鎮曾有遠近聞名桑葉市場，有些農戶從養蠶產業鏈中獨立出來，專門種植桑樹、生產桑葉、運輸桑葉、銷售桑葉而不養蠶。手工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也很高，絲織、棉紡、陶瓷、制糖、釀造、造紙、礦冶、五金等，各有專家。學術界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區士大夫必兼農桑之業方得贍家，亦農亦商、士商一家的情況相當普遍，商賈地位不斷提高，傳統的士-農-工-商的順序，實質上已經是士-商-農-工了。

　　與商人地位提高相一致，許多讀書人注重治理生計。常州著名紳士趙翼辭官回鄉以后，便開當鋪，辦魚塘，出租土地，日子過得很滋潤。常州的莊家、惲家等縉紳大族，沒有一家不講究實際、不注重生計。大學者顧炎武也是理財好手。他四處游走，每到一處，都很注意那里土地經營問題，發現什么地方有開發價值，就在那里投資墾地，墾好了，交給朋友或門生去經營，然后再到別的地方去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在江北淮安，山東章丘，山西雁門之北，五臺山東面，他都墾過田。海寧人陳確(1604-1677)認為，學者都應該懂得治生，讀書、治生是“真學人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讀書”。

　　其二，市民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反映追求聲色貨利的小說、傳奇、歌謠、戲曲等長盛不衰。吳縣人馮夢龍創作改編《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烏程人凌蒙初整理編寫《二拍》即《初刻拍案驚奇》和《二刻拍案驚奇》，浙江蘭溪人李漁寫《十二樓》等一批小說，都是其中的代表。明清時期艷情小說多出在江南，在社會上流傳極為廣泛。這些小說談吃穿、談情色、談游玩、談雅好，所表現的思想、情趣和格調，與官方倡導的東西大異其趣，這正是一個地方經濟發達以后普通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需求日益提升的表現，也是對官方倡導的壓抑人性的意識形態的反彈。文學史研究的成果表明，江南是產生艷情小說的中心，作者主要是江南下層文人，艷情小說故事發生地也主要在江南。隨著商品經濟的活躍，在秦淮河及南運河兩岸的歌樓畫舫應運而生。這些地方是富商大賈積聚之處，市民力量較大，風俗趨于淫靡，清代嚴禁淫書淫畫也以這一帶為清查重點。

　　其三，講究物質生活，追求新奇享樂。明洪武年間朝廷曾對庶人服飾做過很多規定，包括服飾不許用黃，不得僭用金繡、錦繡等，其靴不得裁制花樣，首飾、釵、鐲不許用金玉珠翠等。但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的服飾，早已沖破朝廷規定，一改布素而追求綺羅錦繡，顏色趨于華麗鮮艷，質地追求絲綢綾羅，式樣追求奇異翻新，婦女飾物以金銀為美，鐲環以貴為美，以多為勝。飲食方面更是奢侈成風，縉紳之家設宴，一席之間，水陸珍饈，多至數十品。這種講究吃穿、追求享樂的奢侈風氣，從蘇州到松江、上海，無處不然。

　　其四，高度重視實學。明清時期，江南學者在實學方面有相當突出的貢獻。明代與西洋來華傳教士合作翻譯西書的著名學者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錫闡也是江南人。顧炎武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書，為倡導經世致用之學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學方面做出非凡貢獻的徐霞客、顧祖禹，都是江南人。長期居住在蘇州的唐甄所著《潛書》，對社會積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評，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頁。清代學者所編《疇人傳》(包括續編、三編與四編)，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數學方面的學者220人，籍貫確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這充分說明江南地區科技人才眾多。

　　其五，愛鄉愛國情感相當濃烈。全國各地域文化中，都有愛鄉愛國的傳統，江南在這方面也很有特點。這不光表現在蒙元軍隊南下，在江南遭到頑強抵抗，常州以兩萬義軍抵抗20萬元軍的圍攻，堅守半年，被譽為“紙城鐵人”；也不光表現在清兵南下，江陰、嘉定、松江、浙東都爆發了氣壯山河的抗清斗爭，涌現了侯峒曾、黃淳耀、陳子龍、夏完淳、張煌言等一批抗清英雄；還表現在江南人在這方面已經形成了延綿不絕的文化傳統。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每到改朝換代之際就會轉化為巨大的抵抗強敵的精神力量。東林黨人的那副著名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早已成為婦孺皆知、淪肌浹髓的愛國主義營養。

　　其六，分工細密，技藝發達。明清時期，江南讀書人特多，但科舉考試錄取名額有限，大多數富裕讀書人，在溫飽無憂以后，將精力投放到日用技藝方面。有的繪畫，有的寫字，有的寫書，有的刻書，有的旅游，有的研究園林之道。專精一技，專擅一長，不但能獲利，也能出名，誠如袁宏道所說“凡藝到精極處，皆可成名”。那篇日后收入中學課本的《核舟記》(作者魏學洢是明末浙江嘉善人)，膾炙人口，生動地描繪了江南精妙絕倫的雕刻藝術。蘇繡、顧繡、南京云錦、常州梳篦，各色繡衣、繡鞋、地毯、絲毯、編織、玉器、牙雕、紅木雕刻、竹雕、石雕、湖筆、剪紙、燈彩、泥塑、紫砂茶壺、蘇式家具，都在江南發展到極致，讓人嘆為觀止。

　　以上六點，綜合反映了江南文化中重視人、重視人的價值、重視人性自由發展、重視展現人的才華、重視滿足普通百姓的物質與精神需求，崇實、重商、重民、精致、開放，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自管子、墨子、商鞅、荀子直到南宋陳亮、葉適等人所主張的重視民生日用、重視實用實效的實學精神的弘揚，是中國文化自身滋長出來的現代性。這些特點到了近代上海，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與升華，成為海派文化中重利性、大眾性、世俗性、創新性、開放性與愛國性等特點的奠基與先導。

　　海派文化是近代上海城市對于江南文化的熔鑄與升華

　　海派文化的內涵，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甚至不同語境下，各有不同的理解。今日所謂之“海派文化”，既不是近代美術界、京劇界之海派，也不是魯迅、沈從文筆下之海派，而是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之概稱，是一種經過重新詮釋后的廣義海派。

　　明清上海本是江蘇省下屬的一個縣，近代上海移民絕大多數來自江南。據統計，1930年，江蘇、浙江兩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華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蘇、浙江與上海本地籍人，占上�？側丝诘�88.9%。由此可見，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占了八成以上。人是文化的創造者，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載體。在這個意義上，近代上海城市文化顯然是以江南文化為底色的。

　　當然，海派文化并不是江南文化的簡單匯攏，而是經過上海這個特大城市的集聚與熔鑄，吸收了中國其他地方在滬移民所體現出來的地域文化(包括嶺南、八閩等地)，特別是吸收經由租界和來滬外僑所體現的西洋文化，才得以形成的。

　　以移民為主體、以陌生人社會為重要特征的特大城市，對于文化的集聚、熔鑄與升華能力，與以本地人為主體、以熟悉人社會為重要特征的、鄉村城鎮對于文化的影響，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本質的差異。

　　上海在1843年開埠時，在江南城市中并不占顯要地位，人口體量與文化地位均比不上蘇州、南京、杭州，也比不上松江。開埠以后，經過多種因素錯綜復雜的影響，很快躍升為江南地區首位城市，1860年代以后，其經濟、文化地位已經超過了蘇州、南京、杭州。1900年，上海人口超過100萬，為中國最大城市。1935年，上海人口超過370萬，為世界第五大城市，僅次于倫敦、紐約、東京與柏林。1947年，上海人口竟然相當于北平、南京與天津三大城市人口的總和。

　　早在1870年代，上海租界就顯示出典型的陌生人社會特點。1873年，有個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歸納上海風尚有七恥：一恥衣服之不華美，二恥不乘轎子，三恥狎身份較低的妓女，四恥吃價錢不貴的飯菜，五恥坐便宜的獨輪小車，六恥身無頂戴，七恥看戲坐價格最廉的末座。七恥歸一，就是今人所說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這與傳統的重義輕利、崇儉惡奢的道德要求完全相反。這是陌生人社會中個人掙脫傳統道德約束、舒展個性的突出表現。其時上海社會風尚之所以如此，在于人們聚集方式、生活特點以及道德約束機制，與內地鄉村城鎮迥然不同。1883年，《申報》載文論述這點，認為上海居民特點，可分為三，一是高度異質性，五方雜處，品類不齊；二是高頻流動性，今日寓東，明日移西，莫知定向；三是極端疏離性，啟戶而出，閉戶而入，人無我擾，我無人知。“竟有同在一弄，甚至同在一門，而彼此姓名不知，見面不識，問以爾之鄰何氏而茫然，問以爾之鄰何業而又茫然，問以爾之鄰共有幾人，而無不茫然。問此則此然，問彼則彼亦然”(《論上海辦保甲之難》，《申報》1883年7月16日)。這種陌生程度隨著上海城市體量的持續膨脹而不斷增大。

　　陌生人社會對于城市居民的素質，至少有五大重要影響：一是個人高度獨立，相當自由，既沒有傳統鄉村士紳的道德約束機制，也沒有社會基層組織強制管轄。上海婦女自1870年代就開始有在城市工作的機會，1890年代以后則越來越多。婦女經濟地位的提升，必然助推其社會地位的提高，增強其要求人格獨立、爭取男女平等的資本。二是極度務實，理直氣壯地經商謀利，坦然自得地享樂。三是自強，淡化家世背景，重視個人能力。在這里，祖上是達官顯宦，還是寒門貧民，都不重要，重要是個人能力。因此，上海人特別重視學習，學習文化，學習技術，學習外語，因為那是提升個人能力的重要途徑。上海人特別注意穿著，注意談吐，注意排場，那是顯示個人能力的重要指標。誠如魯迅所說：上海“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四是勇于競爭、勇于創新。大城市必然帶來行業集聚，行業集聚必然帶來行業競爭，行業競爭必然刺激技術創新與能力增強。穆藕初以一個普通的海歸，能在不太長的時間里成為棉紡業大王，陳光甫能在金融業中脫穎而出，商務印書館能長期執出版業之牛耳，都是勇于競爭、勇于創新的結果。競爭的結果必然有勝有敗，這也導致了上海社會上下流動相當頻繁。葉澄衷、朱葆三、虞洽卿等，大多是普通學徒起步，逐漸成為著名企業家，都是由下向上流動的典型。當然，由上而下的移動也極常見。五是法治。移民社會并不是野蠻人集聚的叢林，其自身運行遵循著一定的規則。兩租界都實行較為嚴格的法治。近代上海是中國最早實行律師制度的城市，也是律師比例最高的城市。公共租界里存在近六十年的領事公堂，其實質是以工部局為被告的行政法庭，從其有案可稽的55例重要案件的審理結果看，以工部局敗訴為多。即使在華人的會館公所、商會等團體中，也有較為嚴格的依法行事的規章制度。從晚清時期開始，上海人已形成遇事通過法律解決的傳統。重法治，重契約，重信用，是上海人一大特征，是他們長期受到法治約束、熏陶的結果。

　　近代上海移民來自全國各地，內以江蘇、浙江為最多，來自廣東、安徽、山東、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諸省的移民亦不少。各地來滬移民大多與移出地保持著廣泛、持久而密切的聯系。福建人經營的茶葉、木材大多來自福建，山東人經營的豆餅主要來自山東。虞洽卿發起組織的寧紹輪船公司與三北輪船公司，主要是經營寧波與上海之間的運輸業務。很多企業優先錄用本鄉人。廣東中山人開辦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層以上管理人員全部來自廣東，榮宗敬、榮德生創辦的榮家企業，不光是管理人員，普通員工亦多為無錫人。湖南籍的聶緝椝、聶云臺父子主持的恒豐紗廠，員工多為湖南人。安徽籍的孫多鑫、孫多森兄弟在上海辦的阜豐面粉廠，員工多為安徽人。這類情況在上海極為普遍。這使得上海的市場，猶如全國各地人共同開辦的大超市，各占一攤，各銷其貨，各營其業。這也使得上海與全國各地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血肉聯系，使得全國各地發生的事情都與上海有關，也使得上海人對發生在全國各地的事件特別關心，極易將愛鄉情懷升華為愛國主義。

　　近代上海人早已習慣于將全國之事視為己事，在賑災活動、拒俄運動、抵制美貨運動、五四運動、五卅運動、抗日救亡運動中一馬當先。早在1930年，學者徐國楨已經清晰地論述過“上海社會確有一種領導其他各地社會的潛勢力”的社會根源。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對于上海人愛國主義情感的產生，具有強烈刺激作用。

　　一方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導的租界市政建設先進、整潔、衛生；中國人集聚的華界落后、逼仄、骯臟，這極易刺激中國人的恥感文化，刺激中國人見賢思齊的愛國情感。上海地方自治運動即由此興起。租界眾多場所禁止華人入內，四大公園(外灘公園、法國公園、虹口公園與兆豐公園)在1928年以前都禁止華人入內。日常生活中，華人備受歧視。比如，馬車在道路上行駛，租界明確規定華人車輛不能從后面超越前面的西洋人馬車。租界華人長時期只有納稅義務，沒有參政權。諸如此類，都強烈刺激華人的愛國主義情感。另一方面，1932年的“一二八”與1937年的“八一三”兩次日本侵滬戰爭，直接轟炸、破壞的都主要是華界地區，而租界則基本完好。華界與租界，沒有天然屏障，只是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轟炸、屠殺，就發生在國人眼皮底下，近在咫尺。這種被辱、挨打、慘遭屠戮的在場效應，對于愛國情感的刺激，是任何遠距離的紙質、廣播宣傳都無法比擬的。

　　近代上海與全國各地、世界各地均有廣泛而便捷的聯系，又有眾多而發達的傳媒，這使得匯聚到上海的各地精英，較之其移出地的同類人物，視野更為開闊，目光更為宏遠，能力更易提升。這使得上海人在學習西方先進思想文化方面，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方面，更易走在全國的前列。也使得每當外國入侵或列強侮華事件發生時，上海人更易發動起來，更易走在愛國運動前列。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上海一直是全國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心。單以那一時期抗日救亡音樂史為例，就會發現一個極其突出的現象：在上海誕生和創作的抗日救亡音樂、電影、戲劇，數量特別眾多，影響特別巨大。最早的抗日救亡音樂，即黃自創作的《抗敵歌》是在上海產生的。影響廣遠的《九一八小調》并不是產生在“九一八”事變發生的東北，而是產生在上海。激越嘹亮的《大刀進行曲》，也不是產生在宋哲元率領的第二十九軍大刀隊與日軍激戰的華北，而是產生在上海。一大批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話劇，《旗正飄飄》《義勇軍進行曲》《畢業歌》《放下你的鞭子》等，都是在上海產生的。

　　近代上海人所體現的上述獨立、自由、務實、自強、好學、創新、法治、愛國等特點，在近代以前的江南文化中，能看到某些特點一定程度的表現。經由近代上海城市集聚、熔鑄與升華以后，這些變得更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性。我們可以說，作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概稱的海派文化，是以明清江南文化為底蘊，以流動性很大的移民人口為主體，吸納了眾多其他地域文化(包括嶺南文化、八閩文化)因素，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元素而形成的、代表中國文化前進方向的新文化。

　　紅色文化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關聯

　　紅色文化是與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等在不同分類意義上的另一種文化，但上海紅色文化形成于上海，是在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基礎上滋生、發展起來的。

　　紅色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代表著吉祥、喜氣、熱烈、奔放、激情等，有驅逐邪惡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對應的顏色是紅色，八卦中的離卦也象征紅色，古代許多宮殿和廟宇的墻壁都是紅色。由此，紅色在中國政治上常被用來象征革命，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化也就被稱為紅色文化。

　　紅色文化并非無根而生、橫空而來，而是有其先聲、前奏與基礎的。如果將紅色文化作狹義與廣義區分的話，那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化可稱為狹義的紅色文化，而此前的自鴉片戰爭以后一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與人民自由幸福的進步文化，則可視為廣義的紅色文化。毛澤東起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既寫道：“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30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最后一句又寫道：“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其邏輯亦是由狹義而廣義。

　　循此邏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近代上海紅色文化，之所以那么鮮艷、燦爛、繁盛，是與上述海派文化中的獨立、自由、務實、自強、好學、創新、法治、愛國等特點分不開的。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正是由于此前自強運動時期人們所致力的科技救國道路行不通，維新時期通過改良的道路來圖存的道路走不通，辛亥時期單靠推翻清朝統治來挽救民族命運的道路也走不通，這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我們還可以看到，那些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斗爭的志士仁人，其愛國情懷中，每每飽含上面已經述及的中國傳統愛國主義的營養。他們在城市暴動失敗以后，轉而走上“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也是他們務實、自強、創新精神的體現。至于那些具體的革命志士仁人，從瞿秋白、惲代英到黃大能，從周恩來、張聞天到陳云，從魯迅、茅盾到夏衍，從顧正紅、汪壽華到茅麗瑛，無一不是江南文化孕育出來的中華優秀兒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