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革命紅色基因的發源地。根據普查，上海有革命遺址657處。在此基礎上，歷史學者蘇智良領銜上海師范大學團隊，經10年研究、調研整理出1000處革命紀念地。永不消逝的電波在石庫門中傳播，里弄成為地下工作的天然屏障，來自弄堂的號令指導了一系列翻卷風云的革命運動。上海石庫門，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之地，是“夢起航的地方”。
民厚南里：陳獨秀對毛澤東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1919年到1926年期間，毛澤東曾經11次駐足上海，上海的石庫門多次留下了毛澤東的身影。
1919年，毛澤東第一次到上海的住址，已經無從考證。1920年5月5日，第二次來到上海的毛澤東入住了哈同路民厚南里29號（現安義路63號）。在這里，毛澤東住了整整兩個月。
當年，民厚里在上海赫赫有名。相傳，叫黃包車無需說什么路，只說民厚里，大多都可以拉到。這里是英籍猶太富商哈同的產業，占地25.09畝，共有203棟兩層磚木結構老式石庫門。民厚南里29號，大門為普通排門，底層前半部是店堂，后半部右側為灶間，左側為小天井。店堂與灶間之間是樓梯，順梯而上，前樓是寬敞明亮的正房。時年27歲的毛澤東就睡在樓上那張靠窗的板床上。
當時，陳獨秀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所住的老漁陽里與民厚南里相隔并不太遠。青年毛澤東曾多次前往老漁陽里的《新青年》編輯部，與陳獨秀探討革命問題。
毛澤東與陳獨秀前后談過很多次。陳獨秀年長一些，向毛澤東介紹了世界上的一些情況，談論了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包括一些理論。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論信仰的那些話，對毛澤東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寫道：“沖決一切現象之羅網，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之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
1959年5月26日，這里被上海市政府公布為市文物保護單位。2013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20周年之際，位于靜安區安義路的毛澤東舊居修繕后開門迎客。
三曾里：中央領導機構所在地
從民厚里離開后，毛澤東曾多次來到上海，短暫停留。1923年，毛澤東第8次來到上海，長住了一段時間。
這年7月，閘北三曾里內搬進了三戶新住客。這三家人操著不同口音，對外以“王家兄弟”稱呼。他們同住在一處，還在門口掛起了一塊牌子“關捐行”。這棟兩層樓的石庫門房子早已毀于“一·二八”淞滬抗戰的炮火。很多人不會想到，這里當年曾經蟄伏著黨中央的秘密辦公機構。
1923年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廣東召開。會議中心議題是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然而，廣州作為國民黨政治中心所在地，共產黨在這里既缺乏開展革命活動的根基，又缺乏隱蔽的工作環境，把中央機關放在廣州有諸多不便。很快，黨中央決定將中央局機關遷回上海。
黨中央委托王荷波到上海來尋找合適的地點，找到閘北。閘北有一個火車站，交通比較好，又靠近租界，萬一出現什么問題，往租界里面跑比較方便。
經過一番考察，王荷波以私人名義，租下了三曾里3號一幢二層樓的石庫門房子。這幢房子，上海話稱“兩樓兩底”，樓上樓下共八九個房間。毛澤東和楊開慧夫婦，蔡和森、向警予一家以及羅章龍一家共十幾口人曾居住在這里。
羅章龍在《椿園載記》中專門辟出一章，回憶當年在三曾里的生活：“我們決定找這地方作辦公地點，是因為此地屬于中國地界，周圍有幾十家繅絲工廠和一些手工業工廠。居民以廣東人最多，其次為江北人。這個地方既不是貧民區，也不是紳士區，五方雜居，環境條件對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來。”
三曾里3號的戶主是向警予。大家對外稱一家人，以開“關捐行”作為職業掩護，具體講就是幫人填外文表格到海關報稅。在三曾里3號，毛澤東一家與蔡和森一家住在樓下，羅章龍住在樓上。
中央局機關遷至閘北三曾里后，上海的國共合作迅速展開。在三曾里，毛澤東一面做著中共中央局的秘書工作，一面又承擔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他以國民黨的名義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工人集中的地方開設平民學校、工人夜校，積極領導工人運動。楊開慧來滬后也常到小沙渡工人夜校給工人上課。一時間，三曾里3號成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爭和革命事業的領導中心。在三曾里居住的時候，他們也有著嚴明的紀律，比方說不能隨便到外面去吃飯、看電影、逛街，也不能隨便讓人進來。大家都有口頭的約定，并且共同遵守。比如楊開慧家鄉來人，楊開慧就直接到火車站，買好火車票讓他回去，門也不讓進。從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三曾里3號一直是中共中央局機關。嚴格的紀律，讓這個隱蔽的中央局機關直到搬離也沒有暴露。
甲秀里：毛澤東在滬居住最久之地
1924年6月，毛澤東從三曾里搬入甲秀里，這里距離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機關不遠，交通更為方便。
這是毛澤東1924年第十次來到上海工作時所居住的地方，也是他在上海居住時間最長的住所。1924年6月，楊開慧和母親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來到上海，與毛澤東會合，住進了公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里318號(現茂名北路120弄7號)。
毛澤東這次來到上海，主要是參與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承擔黨務工作、黃埔軍校招生以及平民教育工作。此外，毛澤東還任中共中央局秘書，負責協助陳獨秀同志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事務。
而立之年的毛澤東在甲秀里一住就是半年。這半年里，毛澤東為此后的革命工作積累了寶貴經驗。這6個月也是楊開慧和孩子們陪伴毛澤東時間最長的一次。家人的到來，給毛澤東繁忙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與在三曾里時一樣，甲秀里這幢小小的二層樓里不僅住著毛澤東一家，還有蔡和森、向警予夫婦和孩子以及羅章龍一家。毛澤東一家住在樓下，蔡和森夫婦住樓上。樓下前廂房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臥室兼書房，后廂房是楊開慧母親房間，客堂則是一家人吃飯和會客的地方。住在甲秀里期間，毛澤東每日忙于諸多事務。楊開慧除料理家務、幫毛澤東整理文稿外，還去工人夜校講課，從事工運和婦女工作。在鄰居們的眼里，這棟樓里的年輕人們每天早出晚歸，他們的真實身份卻鮮為人知。
那時還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在這個過程中觀察上海、觀察中國，既跟共產黨打交道，也跟國民黨打交道，對中國革命道路問題的思考不斷深入。
因為國共合作中的諸多復雜問題與日益嚴重的健康問題，1924年冬天，中共中央決定讓毛澤東離開上�；睾橡B病。1925年，毛澤東離開了甲秀里，但革命的激流仍然在這些石庫門內，在這些狹窄的弄堂中穿梭。
2018年1月2日，茂名北路120弄7號的上海毛澤東舊居陳列館歷經兩年修繕，重新對公眾開放。
淞滬鐵路邊的石庫門：中共四大在這里召開
1925年的1月11號至22號，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大會在上海虹口淞滬鐵路邊的一座石庫門房子里靜悄悄地召開了。這里靠近鐵路，交通方便，但地處一條小路上，離附近繁華的商業街四川北路尚有一段距離，前來開會的外地代表需要工作人員帶路才能找到。
中國共產黨當時已經在國民革命運動、工農群眾運動中，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這也引起了北洋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勢力，尤其是租界當局的警惕。再要在租界里開這個會議，就顯得有點不安全。所以，當時選擇四大會址的工作人員做了非常精心的準備，不能選在租界里，也不能到北洋軍閥控制的華界來。
最終，四大會址選擇在四川北路附近、淞滬鐵路邊的一棟石庫門里。這里既不是名義上的租界，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華界，而是越界筑路區，以今天的四川北路為主軸，由兩邊幾十條支馬路組合起來的路網。
越界筑路區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半租界。名義上是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管，但它在馬路上的治理權、管理權，都是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管理的。兩頭管，就形成了一個縫隙效應，也為革命活動和進步勢力的生存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空間。
今天，在四川北路越界筑路區這二平方公里多的區域內，就有50多處中共早期的重要機關所在地、歷史事件發生地和重要人物居住地。正是這樣一個特殊空間，為紅色文化和革命力量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也為新的革命高潮到來作了準備。
四大召開前后，上海的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四大結束僅僅幾個月后，五卅慘案爆發，引燃了全上海工人、學生、市民的怒火。從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的春天，上海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連續舉行了三次工人武裝起義。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一舉獲得了成功。幾乎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上海大部地區。
成裕里：《共產黨宣言》首次印刷地
又新印刷所舊址原位于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這是一幢舊式石庫門式里弄住宅，樓高二層，為磚木結構。
1920年，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出版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陳獨秀租下辣斐德路成裕里12號，建立一個小型印刷所，取“日日新又日新”之意，把印刷所命名為“又新印刷所”。第一次印的1000本很快售罄。這本書封面上是馬克思半身坐像，封面最上端，印著“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馬格斯即馬克思，安格爾斯即恩格斯)。由于疏漏，封面標題錯印成了“共黨產宣言”。9月再版，錯印的書名糾正為《共產黨宣言》，印制的1000冊，也依然銷售一空。借著《共產黨宣言》的火爆銷售，又新印刷所又印刷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等一批革命書籍，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的廣泛傳播作出貢獻。成裕里現已拆遷改造，舊址現原地原狀保護。
成都北路897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簡稱“書記部”)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構，原址在公共租界北成都路19號C(后成都北路897弄)，是幢沿街的兩層磚木結構舊式石庫門里弄住宅。
“書記部”是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前身。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正式成立后，為了發動和組織工人運動，創辦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為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下負責指導工人運動的組織，主任張國燾，干事有包惠僧、李啟漢等。書記部及所屬各分部在工人中廣泛開展了宣傳、動員、組織工作，很快打開了局面。
上海煙草業工人罷工、紡織業工人大罷工、郵務工人罷工和香港海員大罷工等，都是在書記部的領導和支援下進行的。這里也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機關刊物《勞動周刊》的編輯部�！秳趧又芸窞樗拈_四版，每星期六出版，由張國燾任編輯主任�！秳趧又芸窂膬热莸叫问蕉忌钍芄と巳罕姷臍g迎，影響較大，成為中國共產黨指導全國工運和教育工人群眾的重要宣傳陣地。周刊發行最多時為5000份，共印行約16.5萬份。
1922年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及其機關刊物《勞動周刊》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查封。192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移交給籌備委員會。1925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廣州成立后，中共中央決定撤銷“書記部”。
1993年，由于南北高架工程建設，舊址移除。1999年9月，按原貌在成都北路893弄7號重建，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舊址陳列館對社會開放。
經遠里：中共中央軍委機關舊址
新閘路613弄12號(原新閘路經遠里1015號)是一幢磚木結構坐北朝南的舊式石庫門里弄住宅。1928至1929年，這里是中共中央軍委機關所在地，也是彭湃烈士在滬的革命活動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共江蘇省委(當時上海黨組織屬于中共江蘇省委領導)多次遭到敵人破壞，省委負責人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陳喬年等先后犧牲。為了加強對江蘇省委的領導，1929年2月，中央決定派彭湃任江蘇省委常委、省軍委書記，辦公地點就設在中央軍委機關的所在地。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在經遠里1015號參加軍委會議。由于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告密，彭湃和正在一起開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中共中央軍委委員、江蘇省委軍委秘書顏昌頤和江蘇省委軍委委員邢士貞同時被捕。彭湃等的身份經叛徒指認而暴露，他們在法庭上慷慨陳詞，痛斥反動派的罪行。28日，彭湃等被押解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
中共中央軍委秘密機關舊址在獄中，他們抓住一切機會教育獄卒，鼓勵難友，揭露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工農的罪行，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在生命的最后關頭，彭湃與楊殷聯名給黨中央寫信，要求中央設法營救其他同志，并囑咐自己的妻子要“為黨努力”。8月30日，彭湃與楊殷、顏昌頤、邢士貞英勇就義。
